期末報告

生而為人，然後呢？

——人性與社會的關係：“平庸之惡”在現代性的社會中

    

一直以來在哲學家或政治學家口中，人從來都不是一個生物概念，對於人的定義更多的在於社會層面可互動的“政治動物”。

人即生物分類學上的智人（學名：Homo sapiens，意為“有智慧的人”），是一種靈長目人科人屬的直立行走物種。——維基百科

換句話說，與製作工具或使用火相比，人之間的互動所形成的社會架構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關鍵。

（1）愈發複雜與守序的社會互動

就如同生命體違背“宇宙熵增”的大趨勢從無序變為有序一樣，人類的社會架構愈發的複雜也愈發的有序，我們現如今面對的規則遠比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都要多也都要嚴謹。

在這種嚴謹的社會規則與社會秩序之下，人與人之間的社會性互動在增多。在幾個世紀前，大部分的人一生所需要建立社會關係的人只是一村或一城的寥寥數人，而現代社會下的人所需要建立的社會關係遠遠超過了這樣的限制，呈幾何倍放大到了如今的程度。

（2）漢娜阿倫特所說的“平庸之惡”

“平庸之惡”總有一種“banality of evil”的感覺，“evil of banality”似乎更應翻譯為“惡的平庸”，因為我們並不是無法發現平庸也可以邪惡，而是人們往往想想邪惡是一種狡詐陰險並且充滿詭計的事物，只有漢娜阿倫特見到她印象中應當如同惡魔一樣的艾希曼，卻發現他不像是一個極為邪惡的，反而是一個非常冷靜、體面、有教養的人，而且他對於自己所做的行為極為冷漠，只是覺得在執行上級命令，簡單來說艾希曼是個普通人。（雖然新的研究發現艾希曼可能是依靠演技騙過了漢娜阿倫特）

艾希曼的平庸震驚了漢娜阿倫特，因為從他背後無法看到惡的可怕之處，而竟然是如同呼吸和進食一樣的，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惡。

回想起課上關於“集體責任”的討論，我對我先前認為無集體責任的想法有了一些懷疑

（3）“平庸之惡”和愈發複雜的社會架構

關於“平庸之惡”的一個試驗，頗具意涵

    在艾希曼審判之後的一年，為了探討這種轉變如何可能，耶魯大學心理學教授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在1963年開始作了一系列針對權威服從人格（Individuality of Obedience to Authority）的社會心理學實驗。目的是為了測試普通的市民，只因一位輔助實驗的科學家所下達的命令，違背自己的日常道德信條而願意在另一個人身上施加多大的痛苦。實驗具體內容是招募具有各自不同職業、教育程度、收入水準、宗教信仰的人，告知他們這是一項研究懲罰（電擊）與學習效果的實驗，一旦受試學生回答問題錯誤，參與者就施加電擊，程度從15伏特到致命的450伏。試驗結果是驚人的，在只聽到受試學生遭受電擊的慘叫聲，大多數實驗者都聽從了實驗員的命令，沒有人在300伏特前退出實驗；有高達65%的人最後都堅持到了最高的450伏，儘管他們當中有不少中途要退出，但聽完實驗員的回復之後繼續進行，而中途退出的人走前沒有質疑過這項實驗，也沒有詢問過受試學生的身體情況。

在之後一系列實驗中，米爾格拉姆改變其他變項以確定情境中的什麼因素影響人的服從行為。

1. 改變權威者的設置。（1）增加一名實驗員，讓兩人在參與者面前發生爭執；（2）當參與者要退出的時候，實驗員的態度改為猶疑不定；（3）告知參與者，實驗員只是另一個普通參與者。結果顯示，增加權威的多元性，降低權威者命令的堅定性，消除權威者的聲望，這些因素對參與者的服從行為影響是巨大的：退出率大幅增加。

2. 改變學生與參與者心理與身體上的距離。（1）把參與者和學生放在同一個房間，讓他們拿著學生的手放在電擊板上；（2）改變房間的佈局，令參與者不但聽得見，也看得見學生的反應；（3）令參與者同時看不見和聽不見學生的反應；（4）令參與者看不見和聽不見學生的情況下只負責提問，不直接負責按鈕（由權威者負責）。結果表明，參與者與學生的心理距離越大，其服從的概率就越高，在第四種情況下，所有參與者都無障礙地進行到最危險的450伏特。

3. 改變權威者與參與者心理與身體上的距離。（1）權威者在場，（2）權威者通過對講機下達命令，（3）權威者通過另一個人傳達命令。參與者達到最高程度的電擊從（1）到（3）依次有輕微的下降。

4.增加參與者同伴。（1）其中一人負責提問，另一人負責電擊。結果表明，在多人協同的情況下，電擊達到最高程度的比例有所增加，結束後參與者都把責任歸於直接施加電擊的人。（2）這名老師由實驗員扮演。如果實驗員保持沉默一直進行下去，結果與（1）無意；如果實驗員中途表達抗議，則參與者提出退出的比例大幅增加。

（該案例轉自知乎喵喵的答案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2413157/answer/24700395）

從這個案例中，我們看到的是，人們對於實施明顯具有傷害性質的行為，竟然可以在這樣的情況下輕易做出，並且在自己並非直接實施者的情況下還可以心安理得的推卸責任。

在一個既定的體系下，擁有相同處境的同伴，細化分工，增加與權威得到接觸和減少距離感，看不到加害過程和被害者，均可加大人施行“平庸之惡”的可能性。

社會規則的完善和社會互動的發展又是怎樣的呢？

在行業上細化分工；社交網路帶來了與權威的接近感；都市生活的同質化。

漢娜阿倫特給出的對抗“平庸之惡”的方法是思考和公共領域的交談，思考本身就是一件很容易因為懶惰而放棄的，在思考的基礎上，公共領域的交談更是需要勇氣的。在對抗這個愈發“現代化”的社會時，我們又如何保持思考呢。

（4）一點點小想法——捲土重來的右翼思潮和“平庸之惡”

特朗普作為近一年來最受到全球關注的政治新星，從某種程度上標誌著右翼思潮的複歸，而其中似乎有一點點令人不安的特徵。他依靠個人社交帳號進行口無遮攔的發言對抗各大主流媒體鋪天蓋地的批評，卻收穫大量支持者，和那些報社電視的編輯主持人不同，特朗普給予了民眾權威者的親近感。

我不能斷然地說，特朗普是“平庸之惡”的煽動者，仿佛他是下一個希特勒一樣，但至少，他的行為模式，具有煽動“平庸之惡”的條件。

  （5）總結，以及一點點很不成熟的題外話

關於那天課堂上“對於南京大屠殺等類似事件是否有集體責任”的討論，我還記得我認為沒有，因為在探討類似這樣的事件時，我總是在心中告誡自己，不要因為可能產生的個人情感產生認知偏差。

但是反過來，我發覺自己似乎並未客觀的思考，“平庸之惡”是什麼，如果將例子換成“文革”中間接或直接殺人的紅衛兵時，我就很難接受他們訴苦自己是“時代的陪葬者”，更多的認為他們中許多人在為自己的行為找藉口博同情。

我到底認不認同“平庸之惡”的存在？我自己並沒有答案。

這篇內容我寫得十分的困難，因為我力圖寫出的內容根本就沒有在自己心中有十分明確的答案。更是因為我腦中有一些關於“平庸之惡”的“指控”，它太過大膽，也並不太令我自己接受，然而它又存在於我思維的角落裏。

我在FB上看到過太多次，每當一個大陸人的回復與臺灣主流想法不同時，“拿好你的五毛”“今天發夠二百的就不要發啦”這樣的回復以及近一步的人身攻擊幾乎必然潮水般的出現，仿佛對方發的近百字的內容都是空白。要知道如果我在人人網上回復與我政見不同的人，只會扣“五毛”的帽子而不去擺事實講道理，我才是被看不起的人。

然而另一方面，我在生活中接觸到的任何一個臺灣人，沒有任何這樣的情況。這使我感受到的是一種巨大的“撕裂感”。

我不由得產生了一些不太令我自己信服的想法：臺灣整體的輿論給予了對大陸的視角偏見、當身邊每一個人都這樣認為的時候，就如同實驗裏的很多的參與者；網路帶來的距離就如同實驗裏看不見受害人一樣。

這種對於“平庸之惡”在臺灣的想法並不能被我自己接受，我依舊十分警惕自己的情感，或者說警惕自己的“強國人玻璃心”吧。我並不相信自己有足夠的水準對臺灣做出這樣的“指控”。

但是，如果這個想法有一點點的可能性是真相的話，也許，“平庸之惡”真的是存在的，也許，“現代化的社會結構與互聯網社交的興起”並沒有帶來更多的思考與交談，漢娜阿倫特對於解決“平庸之惡”的方法已經走到盡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