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島上的分歧:想像的共同體與公民身分
在試著回答什麼是政治以及如何最為政治人的時候，我反覆思索，為什麼亞里斯多德所說: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在此天生並非指的是人的最原始狀態，比較意味著的是人的終極目標，因著人生而無法離開社群生活，政治生活儼然成為生而為人的必然目標。
群聚生活產生了政治，一時一地的政治生活又型塑出各自的法的精神、政體、國家，或支配或深深影響著每一個人的生活。
因此從人們如何在世界中找到立足點可以觀察出一時一地政治生活、想像的政治共同體。然而當我從人們的世界觀窺探政治時，我卻發現在自身所處的島嶼上，人們的世界觀是有所分歧，島上的人對政治共同體的想像和認同是分岐的。
台灣的政治生活處於何種狀態，是我今日演說想提出的命題。在以下的演說中我將提及想像的共同體之概念，作為梳理我自身觀察台灣困境的媒介，其中最主要的是從印刷媒體、教育與歷史的演變脈絡，檢視在我所生活的土地上「想像的政治共同體」是如何形成、演變，其現今的狀態又是如何。
在開始以下的演說之前，我要先說明為何在這裡運用到「想像的共同體」一詞來梳理台灣政治生活現況。
相較已經落幕的君權國家，其統治正當性來自在當時無庸置疑的君權神授觀，近兩個世紀以來的現代國家中，民族歸屬儼然成了這個時代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價值的。如何說明何謂民族、民族歸屬呢?在此我引用的是Benedict Anderson對民族的界定:「它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並且，他是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性的。」
為何檢視想像的政治共同體?—我像藉此探究政治生活中人們的現實意識狀態。因此接下來的演說，我試著以印刷媒體為主軸、教育政策為輔線的歷史脈絡檢視台灣人想像的政治共同體為何。
1895年馬關條約，開啟日本在台殖民統治，有人說當年島上的台灣民主國成立、不同族群武裝抗日行動是謂島上出現想像的政治共同體的源起，然而我覺得不然。
台灣做為一殖民地，人民受到統治者壓迫，加上在日本統治者殖民式教育政策下，島上菁英分子的升學管道狹隘且與日人機會不等，在此差別待遇下，似乎更使得這個島上的人們有了共同生命經驗的命運共同體式的連結。
也因著在台升學管道狹隘，有錢人、有能力者紛紛到日本留學。日本帝國首都東京，時逢日本大正民主時期，便提供了台人留學生思想與行動的養分。
當台灣學生漸多，東京台灣青年會、新民會等組織陸續成立，目標是「涵養愛鄉情懷，發揮自覺精神，促進台灣文化之開展」、「考究台灣所應與革新之事項，圖謀台灣文化之向上」，實際上則共同推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1920年7月第一本台灣人的雜誌《台灣青年》正式創刊。日後陸續有《台灣民報》、《台灣新民報》一系列台灣人操辦的報紙創刊。許多台灣留學生、政治運動者同時也投入報紙編輯與投書的行列，例如:蔡惠如、林呈祿、蔡培火等等。
在朝鮮三一獨立事件後，日本學者開始對於殖民地統治表達關注。
明治大學殖民政策學教授泉哲多次在《台灣青年》、《台灣》撰文，他鼓勵台灣島民不應被動等待總督府的措施，因為「台灣並非總督府的台灣，而是台灣島民的台灣」，而蔡培火靈光一閃，改為「台灣是帝國的台灣，更是我們台灣人的台灣」！此句話蔡培火在1920年底《台灣青年》〈台灣島與我們〉一文中發表。此話一出，《台灣青年》一度被禁止發售，「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卻成為1920年代島上一連串文化運動中最響亮的口號，並且透過台灣文化協會的宣傳一再被強化。
「台灣人」一詞的首次出現，是一個以台灣全島為範圍、基於土地認同的自我命定，開始有現代性群體認同的出現，在此篇演說中我將之視為台灣島上想像的政治共同體的雛形。
再者，日本政府只是官方媒體改變過去「土人」的蔑稱，改稱「本島人」，然而人們不再接受殖民者給予的稱呼，久而久之，日本官方媒體也開始使用「台灣人」的稱法。
然而這樣的群體認同並未被整合入日本國家；並且台灣長期以來作為移民社會，在「台灣人」一詞出現之前，島上人民通常是被不同統治者給予作為被統治客體的稱謂，除了原住民以外的族群自稱通常以祖籍作為認同依據，可見多元混雜的台灣文化是長期維持的現象。
(在此，對於此篇演說中，台灣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如何建構，似乎有待更深入的研究與審視，然而承繼自身觀察梳理台灣人現實意識的演說脈絡，以下繼續淺談我所認為，造成台灣想像共同體認同內涵本質上巨變的事件。)
民國政府來台，「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這個夢想卻沒有因此實現，陳儀政府以「台灣沒有政治人才、不懂國語」杜絕台灣人參政機會，並且特殊化的行政長官公署制，使得行政長官大權在握，彷彿新的政府本質上還是一個「新總督府」。
此時期的台灣知識分子，多數在日治時期就已累積能量，在戰後大量投入印刷媒體，各方人士積極尋找發聲管道，有舊《台灣新民報》系統人士開辦的《民報》、左翼的《政經報》、官方報紙《台灣新生報》等。各方印刷媒體的論戰顯現出當時對於社會亂象的評議，民間與官方愈成對抗形勢。
然而1947年情勢有了更進一步的劇變。
1947年8月28日，原本是為27日查緝私菸衝突請願的民眾，突然遭到官方以槍掃射，情勢爆發為抗議，部份名眾更占領台灣廣播電台，向全島廣播台北市民的行動，並且包圍官方報紙《台灣新生報》，使李萬居做出報導承諾。之後連續三天，這份官方媒體皆有續做出平衡報導，甚至稱警察為延平路事件中的兇犯，然而3月9日情勢有了大轉變，先是官方接管的新生報，隔日該報停刊，報社亦有幹部失蹤，復刊之後立論隨即轉變從官方立場檢討民眾。同一時間，軍隊分別從基隆、高雄登陸掃蕩鎮壓。《台灣新生報》的這個事件，意味著台灣印刷媒體黑暗期的開始，也象徵該政府採更嚴厲統治手段的前奏。
此一階段，島上想像的政治共同體的形塑，在此時開始有了混亂、糾結的認同與衝突等變動因子，但也在同時，戒嚴的開始言論與媒體自由的限制，強制形成了「噤聲台灣」，並且在戒嚴時期，透過教育與社會控制，官方式民族主義試著滲透、塑造新的群體認同，也就是形塑反攻大陸、解救對岸同胞等意識形態以及當權者所認定的中國認同。
解嚴後的台灣，隨著民主化轉型，至今混亂的歷史記憶並沒有因此梳理完畢，族群問題、政黨偏好以及國家認同互相綑綁且政治兩極化的現象不斷被強化，對於民族歸屬的分歧停滯不前，更甭近年則因著政黨選舉政策，對於族群問題與國家認同分歧能不談就不談，就怕被套上「撕裂社會和平」的罵名。印刷媒體作為創造想像共同體建構的動力之一，在台灣日治時期以來扮演重要關鍵，然而現今的台灣社會氛圍下，印刷媒體沒落、電視媒體傾向娛樂化並且中資滲入，人民對於政治生活的現實意識感就其中更為銷聲匿跡。
台灣不禁患了失憶的病症，恐怕也失語了。
我在1997年出生，在我這個世代，意識形態因著被汙名化，象徵的似是個不理性的政治狀態，去意識形態的教育與社會環境，使多數人在政治生活中失去現實感。談起對於想像的政治共同體時，在這一代人的直覺中台灣與彼岸的中國早已是兩個獨立的政治生活狀態，然而面對國家主權在國際上的困境，人們思考國家認同又是以不同的思路。
我思忖「對政治共同體的想像」和「國家認同」分歧似乎又是認識台灣政治生活狀態兩個不全然相同的面向。前者因著人們對於政治生活的現實意識喪失而式微，後者因著個人皆承載不同歷史記憶和族群身分而被害怕去討論。
現今台灣的政治困境，對外盤繫在國家主權爭議，對內的困境則為:我們如何看待所處的政治共同體意即國家，關係著這個政治體的一切治理與社會分配。我認為，如今的政治現狀，關於認同的爭辯不能屏除對公民身分的反思，公民身分作為契機展現在公共領域具啟明力量且不喪失現實感的言談，若能促使人們的思辯可從以下切入:「什麼是我們共同追求的生活?什麼政治體制能實現這樣的追求?再者，其中何者在台灣是最可行的?」希冀能使台灣邁向多數、一致的政治共同體認同，走出主權模糊、受中國牽制的現況。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