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為人,然後呢?-從生物人到社會人
前言
- 生而為人,然後呢?人類生為人,自認為比天生萬物高貴與優越。我們身為人類會如此自視甚高,是因為人具有人性、具有思考的能力、以及本當於公共領域中進行的責任及義務,在目前已知的範圍內,這是與其他動物差異甚多的地方。
- 但人並非一開始就是如此聰明且可以對我們所處的公共領域提出各種看法,而是經歷一段漫長的社會化過程,才漸漸從「生物人」演變到「社會人」,有了社會的建構,也就有了政治的出現,而社會化的過程也漸漸照亮所謂的公共領域。
- 然而在「社會人」漸漸普及的時候,漢娜鄂蘭所稱之「黑暗時代」反而到來,只因為人與人間的信任破裂以及那雙我們看不見的手在操作。不久之後,人們開始對公共事務不再那麼感興趣,甚至唾棄之,「所有的真理都變成無聊的閒談」,當人們只關心他們心中的「小確幸」時,社會就此崩壞,人類就從「社會人」變回了「生物人」,只關心自身溫飽,不關心公共領域上的所有種種。
- 不過在黑暗中,總是有人會堅持自己身為超凡的人格,繼續為重新照亮這公共領域而努力。卡爾.亞斯貝爾斯就是最好的典範,漢娜鄂蘭也因此稱讚他「支配著他生存的,是對光本身的激情,因而它能夠像黑暗中的明光一樣,從某個隱密的光源放射出來」,是為做為人的典範,不只堅持己見不同流,更像是火種般點燃更多的光亮,以照亮這黯淡已久的公共領域。
- 亞里士多德更認為,人是一種政治的動物:人要延續這物種,必須要有相依的兩個人結合,而這就是家庭;若干家庭組成村莊;若干村莊組成城邦,由此即知「城邦是出於自然的演化,而人類是趨向於城邦生活的動物」,由於「政治」(Politis)一字就是由「城邦」(Polis)演化而來的,「人類是趨向於城邦生活的動物」這個假設也就可以解讀為「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
- 政治這些僅僅是我們作為人的基本需求,不是我們的外在表現,而也因此我們擁有著人性與思考的能力,能夠建立並完善社會生存的制度、能透過思考闡述宇宙間的各種知識如科學、醫學、藝術等等。
- 不過,似乎一出生下來為人,我們很少有機會去思考我們現在肉眼所見的人、我們在生活中互動的人是從何而來、這些因襲而傳的政治是如何建構、我們為什麼有義務去承擔一些早已被訂死的社會責任,確切的說我們的公共領域從何而來,更不用說最難解的「身而為人之後」這問題了。
- 因此我們要先由闡述人最一開始的樣子是什麼,人經過長期的社會化後又會如何變成與生物時期的人相異的樣貌,無論是在心理或生理上,變化的過程是什麼,為何變化?更就此探討人在經歷社會化的薰陶後,所承擔的責任與義務,接著再藉由「黑暗時代」的危機,進一步闡述,我們為何需要這些互動,期望可以就此得知我們生而為人的意義與使命為何。
(一)從人到人:生物人到社會人的建構過程
(1)生物人
- 以生物學的角度闡述人,人被分類為智人,學名為Homo sapiens,在拉丁文中Homo作人類解,而sapiens的意義是有智慧的。人為有脊椎且為用雙腿行走的動物,具有智力及高等複雜的生體結構,更重要的是人類具有高度發展且精緻複雜的腦部器官。
- 但這裡所闡述的「生物人」不只是生物學上的概念,也是指現今人類在尚未被社會化前的狀態,就是最基礎的動物:出生、狩獵、飲食、繁殖、死去,只要滿足其生理需求並好好存活下去,這就是本文中對「生物人」的定義。
(2)社會人
對於社會人的論證,這裡會採用澳洲社會心理學家埃爾頓·梅奧(George Elton Mayo)的定義:人就是一個有獨立人格、有感情、有思想的社會人,而不是機器和動物。梅奧在進行完著名的霍桑實驗後因而對人性進行了如此結論,他認為人在複雜的社會結構中,具有重要意義的並不是來自於勞動所得到的報酬,而是勞動過程中所建構的人際關係。基於此一核心概念他提出了三項假設:
a.在勞動的過程中與他人互動,進而會形成人與人之間的緊密聯繫,人就不再只是獨立的個體,與同事的互動關係會讓同事之間互相產生影響力。
b.與同事的互動關係會影響人勞動者的工作表現
c.經營管理階級注重勞動者群聚的重要性,將會有利於生產
梅奧認為人與人之間是合作的關係,群聚發展,而非作為獨立的個體,進而相互競爭,而人會為了在群眾中維持自身的地位不以自我利益為動機做,而人在互動過程中,情感的產生將會影響人的思想於行動。
這「社會人」與「生物人」相比,我們可以用人類(human beings)與動物(animals)之間的區別來加以詮釋這種差異,這比喻並不難理解。
(3)社會化
人類在由生物人轉變成社會人的過程,就必須歷經社會化。生物人不斷地透過與人互動、思考,在長時間的累積及演變後,最後成為社會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認知到自己在群體中的的角色,並對因人類長久的發展進程而累積下來的社會規範、傳統習俗及道德倫理有了認知,進而對公共領域有維持的基礎動力,並會成為接續者繼續傳承下去,使社會人此一功能繼續在社會中成長並存在。
簡言之,就是賦予對於公共領域責任及義務的過程,而所謂的社會規範、傳統習俗及道德倫理,只不過是使人對公共事務關心的呈現方式。
(二)黑暗時代的來到,人不再是人
(1)燈被吹熄了
對漢娜鄂蘭來說,所謂的黑暗時代其實是一個喪失了「公共領域」時代,這是生活在現代的我們,共同面對的悲劇。因為「信任的鴻溝」、「看不見的操控」,我們喪失了與社會聯結的信任,這個社會被異化成碎片,變得我們只能依賴那孤苦無依的個體,也就是自己,其他什麼都不能相信,到頭來也只能退化成生物人,出生、狩獵、飲食、繁殖、死去,滿足生理需求就滿足了身為人的需求了。
無限循環下,人們開始對公共事務不感興趣,也就沒有公共領域了,抑或是值得人們信任的政治。
這黑暗時代,就是異化、多餘者與孤獨處境,佔據了人類社會,任憑野心之人隨意掠奪。
(2)在黑暗中掙扎的人們
但是在這黑暗中,有股亮光吸引了漢娜鄂蘭,那就是卡爾.亞斯貝爾斯。
亞斯貝爾斯從骨子裡就認為,「哲學與政治關係到每一個人」,也可以就此檢驗出一個人的人格與能力;他更認為,對公共事務的責任不是個負擔,而是「一種內在的快樂...,這種快樂存在於讓事務顯現、將晦暗照亮和使黑暗啟明之中」,只要在光照下沒有被蒸發掉的,那都是人性,並是人類必須必備的。
希特勒統治時期,亞斯貝爾斯因為妻子猶太裔的身分而被當局迫害,就此丟失了教職。在面臨人性的考驗,亦即他可以選擇拋棄妻子來回復其名譽。他拒絕了這個提議,「如果我這樣做的話,我的哲學全部都沒有意義」。在集權主義橫行的黑暗中,他堅持了「善」,也就是人性最基礎的,就此激射出耀眼的光芒,就算他可能時時會被黑暗吞噬而被消失。
不但捨身照亮黑暗,還引導人們發出光芒,實為典範。
(三)人如何維繫身為人的條件
(1)人是一種政治的動物
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政治學》中有提到,人是一種政治的動物,因為一但需要繁衍後代,就需要兩人結為家庭,家庭合為村莊,村莊合為城邦。從此一人類生活的進程中,我們觀察到城邦是自然的演化,而人類的社會生活,最終會導向城邦。這也是為何,政治(Politis)一字的字源來自於城邦(Polis),由這一系列的假設我們可以歸納出一個結果,只要有兩人以上的結合,就可由此自然衍生出政治,進而得知「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只要是社會人,免不了與政治接觸的關係。
雖然現在些許人們急於逃離「社會人」的政治責任因而開始「去政治化」,殊不知,「去政治化」也是一種政治化,同樣也是人身為政治動物運作下的結果,只不過是打著自殺名號進行殺敵而已,這跟聲稱淡出政壇但實際上是在操弄政治的道理是一樣的。
只要是人,不離群索居的人,都無可避免地是政治的動物。
(2)政治作為一種志業
韋伯在《學術與政治》此書中有提到,「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就是要拿到權力,然後進行眾人之事的管控,缺少權力將會無法影響眾人,進而決定眾人之事,韋伯說:「管理眾人之事,就是為了要成就你偉大的國家,然後要因此深入了解你的國家、你的人民、你的國土。」因此要管理眾人及成就我們的國家,權力就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但權力要從何來?眾人要如何信服這些以政治作為志業的人?又是另外一個哲學命題。而最基本的意涵,就是在其社會化的過程中,將其在公共領域所需負的責任烙印在每個社會人的腦中,並說服群眾有著服從與政治志業的的管控,這樣就會有對公共領域服膺的基本盤。
此外韋伯也提過,具備熱情、責任感、判斷力為公共領域的政治工作者三大必須要素,具有堅定的立場,對事情有自身獨特的看法之外,還必須要有一種與生俱來的使命感,引此我們說以政治作為志業的人,除了要掌握權力之外,還必須站在掌舵者位置,帶領群眾要遵行的方向,作為領航者的角色。
結語
生而為人,與社會互動為必然,而在有人的地方即有政治之存在,我們可以說因為人而成就政治,而政治也成就人,沒有人就沒有政治,但沒有政治,人就僅具有生物人之意義,無社會化的過程使生物人成為社會人。意即我們生而為人,就必須涉入政治,而在這社會化的過程中,透過對自我的認識,強烈的認知到自身擁有政治使命感的與富有責任感的人,我們便稱他是以政治作為志業的人。然在成為社會人之後,使命與責任如意外喪失,對於公共事務不再思考或提出見解,將會使漢納鄂蘭所稱的「黑暗時代」出現,社會上熱衷政治並以政治作為志業的任逐漸稀少,而人就逐漸返還成生物人。因此生而為人,就必須與人相處,與人相處的過程中就必須關心群眾之事,即使不具有強烈的責任及使命,進而以政治作為志業,而是群眾中的跟隨者,仍必須要關心群眾的動向、社會的進程,才不至於喪失思考與判斷的能力,盲目的跟從群眾,而在時代的洪流中載浮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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